我记得那天在朝我的车走去的途中,一种忧虑的情绪不断搅扰着我,一种不祥的预感在我脑中盘旋,在那个傍晚萦绕起伏。这个世界上的有些人会称呼这种感觉为预兆,认为这是能看到当前趋势的第三只眼睛发出的警告。我从来不信这些。然而我承认有时候当我回想起那一天,也会纳闷:如果命运女神果真曾在我耳边低语——如果我知道那一趟驾车出行会改变那么多事情——我会选择一条更稳妥的路吗?在那个右转的地方我会左转吗?我还会沿着那条将我引向卡尔·艾弗森的路行进吗?
在那个凉爽的九月晚上,我的明尼苏达双城队要与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进行比赛,赢取中部冠军。很快,球场的灯会照亮明尼阿波利斯的西边地平线,照亮整个夜空,宛若荣耀之光,可我不会在现场见证这些。这又是我的大学预算没法承受的一件事情。我会一直在莫莉酒吧门口工作,在检查司机的驾照和平息醉后的争吵期间,偷偷瞅一眼柜台上方的电视机——这不是我的职业,不过可以帮我付租金。
说来奇怪,在我们的历次会面中,我的高中指导老师从没提过“大学”这个词。也许她能闻出沾在我那些旧衣服上的浓烈的无药可救的气息。也许她已经听说我在满十八岁的第二天就在一家叫作皮德蒙特的休闲酒吧工作。又或者——八成是这样——她知道我母亲是谁,认为有什么样的父母就会有什么样的子女。无论如何,没看出我是上大学的料这一点我并不怪她。事实上,在昏暗的酒吧里,我感到比在学术殿堂的大理石过道上更舒服,我在那些过道上跌跌撞撞,就像脚上穿错了鞋子。
那天我跳上我的车——一辆有二十年车龄的锈迹斑斑的本田雅阁——开动车子,从学校往南驶去,汇入35号州际公路交通高峰期的车流,听着艾丽西亚·凯斯[1]的歌曲从破朽的喇叭中传出来。到达城镇主干线时,我伸手到乘客位的背包里摸索,终于找到了写有老人之家地址的那张纸。“别叫它老人之家,”我对自己咕哝道,“那是养老院、老年中心,大概这类地方。”
我在郊区里奇菲尔德混乱的街道间行驶,最后在希尔维尤庄园——我的目的地的门口,找到了标志牌。这个名字真是天大的恶作剧。这里没有山,也没有“庄园”所暗示的半点壮观的景象。前面是一条熙熙...